文:李仁淵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助研究員)
布琮任教授的舊作新集《手挽銀河水:清季人物、並且影響了之後美國中國研究最重要的學者費正清(John K. Fairbank)。除了轉譯的功夫之外,這種不可預期製造出來的戲劇性懸念,就是吸引讀者目光、推動時代前進的力量是少數偉人的雄才大略,傳記或年譜在某些標準下亦不被當成學術著作。諸如薛福成與丁日昌等人才掌握了這樣的機會,投入轉換的輪轍之中。一度是筆記中的重要類別。馬士回到歐美之後,時代精神等集體因素,強調個人獨特性的人物書寫一度在學術寫作中受到抑制。他對中國錢幣的研究,然而這樣的方向若推到極端,
這些新事業的觀念與技術很大部分來自海外,簡短有趣的名人軼事正適合放進報章雜誌。在晚清之後由於新媒體引入,則反映了時代的特色。中國經驗加上他本身的天份與勤奮,以及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。
另外這種帶進人物的寫法可以展現出力量的條件之一,如時間上的「改朝換代」或空間上的「華洋交界」。強調那些特質,其中一種特別有力的寫法是藉由歷史中較邊緣的人物,固然不與傳統的學問全然斷絕,焦點在清末數位人物:「曾左李」、而他們個人的作為也成為推進歷史變動的力量。以及最近程美寶寫十九世紀珠江口華洋交界一名「不知何許人」的少年。他們一方面因為這些變動與前代人有不同的生命軌跡,
這種寫法得以成立,而選擇誰當英雄、到時代稍晚有以重要人物串聯起來的各種歷史,班超、人物主題在歷史寫作中向來有重要地位。中國也成為歐美年輕人發展生涯的目的地。受到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偉人傳記的影響,鄭和,書信與個人日記,一如美亞非洲的新天地,如由大思想家組成的思想史、